2020年10月14日下午，“河海社会学论坛（第一百一十一期）”在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厚学楼909室成功举行。本期论坛有幸邀请到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贺晓星教授，开展题为“教育社会学的质性研究及其后现代意义”的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由王毅杰教授主持，公管院众多师生参加。

讲座伊始，贺晓星教授简单介绍了教育社会学发展历程，同时强调质性研究方法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与魅力。在讲座的第一部分，贺晓星教授通过伯恩斯坦的著作引出自己对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理想，并指出，不平等研究是教育社会学研究永远的母题。接着，贺教授介绍了伯恩斯坦的编码理论中的四幅图画，通过中产阶级家庭儿童的精密编码与工人阶级家庭儿童的局限编码，指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影响了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与学业成败。同时，根据伯恩斯坦提出编码理论的过程，贺晓星教授强调了质性研究中研究者拿到的材料形式的重要性，要关注材料的表达形式。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贺晓星教授对讲座主题中的“后现代”到底在“后”什么提出疑问？随后，他阐释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理解，紧接着又通过福柯的《词与物》中关于中国动物的分类思考，提出东方是否有不同于西方的逻辑，并比较了西方绘画的透视法与中国画的不同，指出西方绘画视角固定，是主客两分的写实，而中国画视角不固定，是一切远近都成为相对的写意。据此，贺晓星教授指出：主客两分是否是真实的？并提出了“能指”与“所指”的概念。“能指”是声音、身体语言等，“所指”是事物的内涵与本质。“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关系，词与物之间也没有关系。贺教授指出，与“所指”相比，形式并不重要，但又要通过形式找到实质，这是一个悖论。接着，贺教授通过展示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里特的画作论证以上观点。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贺晓星教授讲述了罗兰·巴特的故事。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一书中将他在日本的所见所闻都看作是日本文化的独特符号。贺教授以书中对“筷子”的描述为例，指出在日本“能指”比“所指”更为重要，形式在东方很重要，在西方被抛弃，再次论证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接着，贺教授强调了文本的意义与文本分析的意义，并将社会学与人类学作对比，指出社会学以访谈为重点，通过录音进行文本分析，注重听到了什么，访谈重于观察；人类学秉持自然主义，更注重看到了什么，观察重于访谈。

在讲座的第四部分，贺晓星教授总结了其在教育社会学质性研究的努力，同时总结了教育社会学质性研究的特点：宏观、微观的实证研究；社会学者、教育学者、人类学者的跨学科交流；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的融合；文学视角的跨界。最后贺教授指出，质性研究尤其是教育社会学的质性研究，与文学、人类学走的越来越近，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关注文化，二是关注文本。

在本次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以热烈掌声感谢贺晓星教授为众师生带来的精彩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