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9日下午，“河海社会学论坛（第一百零五期）”暨河海、东大、南航三校社会学论坛在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厚学楼909室成功举行。本次论坛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分别来自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三个学校的老师为同学们做主题讲座，众多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沈洪成副教授主持。第一位做讲座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武小龙副教授，他的报告题目是“新中国城乡治理70年的演进逻辑：共生理论的视角”。首先，武小龙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城乡共生治理的逻辑起点国家现代化建设。对工农业关系进行调整和治理过程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如何发展农业，在人多地少的背景下，实现中国的粮食自给与工业化初期的资金积累；另一个是在工业化中后期，如何不断振兴乡村并平衡以工农业为核心的城乡关系。从乡土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基本是一个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甚至是“城市中国”的转型过程，而“城乡中国”则将成为中国社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基本结构特征。在这个阶段，城乡中国的特征表现为农民出现高度的异质化，并且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关系会发生显著分野；城乡间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的配置会存在失调与分化。接着，武小龙老师提到他的研究目的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不同治理阶段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有效把握和变革临界点的准确判定，试图揭示新中国城乡治理70年的演变规律与共生逻辑。然后，武小龙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共生理论。共生型治理框架包括共生单元（城镇共生单元，乡村共生单元）、共生环境（硬环境因素，软环境因素）、共生界面（城乡共生发展的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和居民），三种因素的组合构成不同的共生模式。武小龙老师把1949年—1978年称为城乡“寄生型”治理模式，1978年-2002年称为城乡“偏利共生型”治理，2002—2017年称为城乡“非对称互惠共生型”治理，2017年至今称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型”治理，并分别做了介绍，并对比了四种模式。通过介绍城乡共生治理，武小龙老师提出了城乡共生治理中的“渐进主义”，要继续加大加深“次第推开，循序渐进”的渐进改革逻辑；城乡治理中的“国家—农民”关系，从“资源汲取”到“资源输送”，意味着城乡治理正在出现新的转型；城乡共生治理中的“空间正义”，制度供给的同步性是空间正义形成的前提基础。
第二位做讲座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系的郝龙博士，他的讲座题目是“计算社会科学：数字化生活与社会研究方法创新”。首先，郝龙老师从技术和应用两个方面帮助大家理解了互联网时代。接着郝龙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网络社会”，他主要引用了卡斯特的观点，网络社会用于指称在信息技术范式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全新社会结构形态，即一种基于网络化逻辑而形成的独特社会组织形式。互联网社会是网络化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用以指称一种建立在互联网软硬件基础之上，以二进制代码形式搭建起的虚拟行动场域，其显著特征是虚拟真实，虚拟更多指的是一种符号化，身体的缺场，还实现了对时空结构的重组。接着，郝龙老师谈到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持续进步和（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的不断普及，数字化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现象开始大量出现。面对这些全新的研究对象，推动社会科学同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的相互融合，已成为量化社会研究方法创新的主要方向之一，并由此催生出名为“计算社会科学”的新兴交叉学科领域。计算社会科学通过将多样化的信息数据和数字化工具引入到社会研究之中，为提升量化研究的资料收集能力、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开辟出新的方法路径。然后，郝龙老师为大家介绍了计算社会科学的三种方法，包括大数据计算，社会仿真模拟和互联网实验。大数据计算的来源可以分为基于人机交互形成的互联网大数据，通过传感器采集来的物联网大数据和通过数字化和数据化手段由既有信息资料转制而成的大数据，比较典型的大数据包括电子踪迹数据，关系数据，文本数据，空间位置数据。社会仿真模拟是在数据建模基础上对复杂社会系统进行计算机模拟推演的研究方法，基本逻辑是采集与分析现实世界的相关数据，根据现实数据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使用编程语言将数学模型转至为仿真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并根据结果对模型做出修正。它包括三个类型：宏观模拟，微观模拟和行动者模拟。基于行动者的模型是一种计算机模拟的形式，能够使研究者创建、分析和试验在环境中互动的行动者，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研究复杂社会系统。在模型中，建模者首先设置足够数量不同的行动者，他们具有各自的特征和能力；然后，根据研究的需要，将不同的行动者设定为不同的角色，并赋予其各自的特定的属性；之后，将行动者放置一个人工建构的环境中，随着时间的进程，通过行动者个体之间、行动者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不断互动，展现宏观的社会现象。互联网科学实验的基本逻辑是在既有理论或假设的指导下，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在（自然发生的）互联网环境中有控制地设置某些条件和干预（刺激变量），通过观察、记录、分析这种人为外部干预的变化对实验对象某些状态（结果变量）的影响，以检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
第三位做讲座的是东南大学社会学系的钱霖亮副教授，他的讲座题目是“电商经济的时间制度与观念：以淘宝、天猫等阿里巴巴卖家为中心的讨论”。首先，钱霖亮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下的时间研究。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产生的新的时间革命，这称为压缩时间。钱霖亮老师提出的研究问题为，信息技术是否真的如此彻底地改变了当代人的时间制度和观念，我们的生活时间是否已经全部为技术所主导？钱霖亮老师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电子商务经济对其从业人员在时间安排和观念方面的作用并非是简单地加速时间进程、压缩时间距离，造成一种去时间化的即时状态，而是受到社会和自然因素的塑造，生产出更为复杂的时间层次。接着，钱霖亮老师介绍了他在义乌的田野调查经历和发现。做电商最重要的是让卖家自己的产品在搜索引擎的排名中尽量靠前。与时间直接相关的技术是产品上下架时间和阿里旺旺在线时长，懂行的卖家都会把自己产品的上下架时间定在消费者上网购物的“黄金时段”，但是也要避开畅销的同行，不断钻研调整上下架时间。除了上述内容，对于卖家最重要的还是销量与转化率。在电商群体中流传着一种“七天螺旋刷单法”，以7天为一个周期的原因在于电商平台以此周期在产品上下架时对其业绩进行考核，每周对产品的搜索排名进行调整。除了“七天螺旋刷单法”，还有2014年双十一开始试水的赛马制，11月11日当天，各会场卖家以小时为单位进行销售竞赛，销量和销售额更高的卖家将会在下一小时获得更多渠道，落后的卖家将长久落后，完不成销量指标会影响以后参加活动资格，不参加活动会导致店铺一蹶不振(销量排名)。从上下架时间选择到7天螺旋刷单法，再到促销活动的赛马制，这反映了电商平台的技术运作对卖家时间安排和观念的重要影响。然后，钱霖亮老师提到依赖平台生存的卖家会自觉或被迫调整自身的商业实践和日常生活节奏以适应平台不断翻新的时间制度，但电商技术并不脱离社会和自然而存在，它在塑造新的时间制度和观念的同时，也受到基于既有社会和自然条件形成的时间制度与观念的制约。除此之外，钱霖亮老师还依次为我们介绍了电商经济的社会性，季节性，作为网购消费者主体的工薪阶层及其生活节奏等问题。对于电商卖家群体来说，信息技术对他们生意和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影响并不脱离已有的社会和自然条件。一方面信息技术确实塑造了某些新的时间制度和观念；另一方面，它在对电商卖家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又与现有社会当中的时间制度和观念发生联系，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后者的塑造，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建构。
第二阶段由东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张晶晶副教授主持。第四位做讲座的是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胡亮副教授，他的讲座题目是“‘五湖四海’与‘地方主义’：袁文才与王佐事件中的土客矛盾”。胡亮老师先从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这句话引出，提出了三个问题：革命在地方上是如何表现的，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如何与“革命”互动，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必然形成地方主义，家乡主义，这些社会网络如何影响革命？接着胡亮老师为我们介绍了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他提到在应星老师的文章中谈到已有的革命研究将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的分割：缺乏将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勾连起来的意识与方法，地域社会史的研究与革命史研究之间未能很好地实现对接。革命的嵌入性表现在党的组织，地方网络和政治结构的相互影响中。然后，胡亮老师根据文献和党史记载从地方社会的特征，党员的身份特征，土客矛盾的特点等多个方面介绍了袁文才与王佐事件的具体时间发展过程和社会意义。从对这一事件的分析中，胡亮老师分享了他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
第五位做讲座的是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的刘莹博士，她的讲座题目是“‘专业性’的异化：非营利组织市场化转型中的合法性重构研究”。首先，刘莹老师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转向，非营利市场化和西方与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路径及制度环境不同的背景下，提出了下列问题：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对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带来了怎样的冲击，非营利组织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他们应对策略的选择是否会因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呈现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模式，组织的转变又如何影响组织的发展，并进一步影响公共服务的供给与传递？刘莹老师依照新制度主义理论和“在地化”的制度研究路径将变迁中的非营利组织置于中国公共服务的具体制度文化情境中进行考察，希望揭示中国非营利组织领导者对于环境变化的应对策略及其逻辑，非营利组织领导者、组织员工以及组织的服务对象如何理解和诠释环境的变化，这些主体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组织的变迁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接着，刘莹老师为我们介绍了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化，“专业性”话语的崛起，专业性的异化。刘莹老师认为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背景下，非营利组织市场化进行市场化运作，甚至会主动消解组织的“非营利性”，将“专业性”话语作为组织合法性来源和发展目标。通过对民族志资料的分析，刘莹老师谈到“专业性”话语在组织领导、员工与服务对象的共同参与下发生异化，非营利组织内部呈现多样性，不同类别组织选择不同改革策略与变迁路径，我们应关注不同主体对环境和组织策略的解释，在主体的互动中理解组织的变迁，关注与警惕制度环境和组织的变迁对公共服务供给带来的挑战。
第六位做讲座的是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周东洋博士。他的讲座题目是“出身与偏爱：师生互动的阶层差异与后果”。周东洋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在当前的中国的学校中，师生互动是否存在阶层差异，其具体体现及原因是什么，师生互动是否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如果有这种效应是否同样存在着阶层差异？接着，周东洋老师谈到他对于师生互动结果的阶层差异推论是积极的师生关系可以显著地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教育期望和心理健康水平等；而消极的师生关系则会导致师生之间冲突的上升、学习成绩的下降和越轨行为的增加。周东洋老师通过对CEPS基线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师生互动水平的阶层差异有个体和群体两方面的表现，个体层面上学生所在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与老师的互动也越好，在群体层面上学生所在的班级的平均阶层地位越高，其师生互动越趋于积极和正面；学生的阶层出身越高，家庭背景越好，其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存量就越高；师生互动与学生的学业成就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学生的阶层出身会放大师生互动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一方面学生的阶层出身越好，师生互动的学业成就的效应就越高，另一方面是学生所在的班级平均阶层地位越高，师生互动的学业成就的效应也越高。最后，周东洋老师认为，师生互动水平的阶层差异的表现说明在当前中国的初中学校，老师并不能平等或公平地对待每个学生；师生互动所形成的师生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在中国当前的初中学校，师生互动的阶层差异是教育再生产和教育不平等的一种重要微观因素；要做到教育公平，首先要做到课堂上的公平。
每场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场老师、同学们都收获颇丰，并以热烈掌声感谢三校老师为众师生带来的精彩讲座。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编辑部薛孟春供稿）
